伟大的尘肺病维权战士——张海超
“开胸验肺”,2009年7月出现的一个新词汇,一个只有28岁的职业病患者,在所有可
能的救济途径都走不通的情况下的惊人之举。
《今日说法》关注“开胸验肺”的报道:《伤心的肺》播出当天下午,郑州市有关部门就组织了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处理,张海超打电话给我们《今日说法》记者刘凡说:节目播出当天,当地卫生部门电话通知他,他被诊断为“尘肺三期”,而不是最开始的“疑似尘肺”。随后,新密市卫生局的耿副局长在凌晨2:00亲自把诊断证明送到了他家。
目前,耿爱萍副局长已被撤职处分。
张海超说他不明白:几乎同样的诊断机构,同样的诊断材料,同样的几个专家,为什么结论有这么大的差别?
这是张海超发给我们《今日说法》记者刘凡的短信:我的工友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,并于7月29日对他们进行了体检,有关专家会诊以后得出了职业病诊断结论:马建山“尘肺一期”。王友才:“尘肺三期”尚文革:“尘肺三期”,高水武:“尘肺三期”······
不知是以什么样的心情,张海超在短信最后留下了一个省略号,也许代表了他对整个事件的无语和无奈。
2012年11月初(换肺前一年),“开胸验肺”张海超对媒体说:“我活得好会安慰很多尘肺病人”。然而,11月22日,张海超用3千多字讲述他的“被幸福”生活。本网征得张海超本人同意后,删减部分内容公开这封邮件,以求更多人关注尘肺病人的生存状况,呼吁企业加强职业卫生防护,让职业病远离广大生产一线的工人。
我在维权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,也深深体验了尘肺病患者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和疾苦,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,我一直为当初下定的决心而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回报社会。这几年中,曾多次去贵州、四川、广东、甘肃、浙江、福建等省市,自费帮助那些还在痛苦之中挣扎的尘肺病患者,虽然有些案件因为制度漏洞或证据丢失而不了了之,但我从没放弃过,鼓励他们理性维权、依法诉求。粗略计算,我这几年接触到的尘肺病患者有一千多人,涉及案件一百多起,除了还在走法律程序的案件,已经拿到的赔偿款有四百万元左右,虽然这个数额不大,但是每个案子都有它的典型意义,加上媒体的报道,推动了中国职业病防治的法律进程。
由于推动了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的修订,“开胸验肺”事件被认作中国职业病史上的一个里程碑,作为当事人,我的生活和治疗情况也影响到时刻关注我的尘肺病工友,我身体好就能增强他们对生活的信心,我体质差就会让他们联想到生活的悲催。所以这几年我在媒体和其他尘肺病患者面前表现得很“幸福”,为的是让每一个尘肺病患者还有生活的希望。
以前为了逞强,在尘肺病人面前我表现得很幸福,所有压力都一个人默默承受,这样也好给他们一些对美好生活的期望。而工友的先后离去加上家庭的不幸,让我陷入一种深深的绝望中,我不知道自己拿命换来的“幸福”还能维持多久。
我知道自己可能哪天睡着之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,就拿用生命换来的钱让自己和家人过几天“幸福”的日子。我先后为家里添置了电脑、空调等电器。2009年冬天,我因为骑摩托车外出感冒几次花去三万多元。为了方便自己出行,我2010年花了5万余元买了一辆家用汽车,这辆车增加了自己外出活动的机会,同时在帮助其他患者中起到了不小作用,至今自费开车到登封30多次、洛阳4次、南阳2次等,共行驶有一万公里之多,都是为了尘肺病患者维权,为他们募捐款、配合记者采访等。家里生活被认为幸福了,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女儿在县城一家比较不错的私立学校就读,每年加上课外辅导班的费用有一万多元。这样比2009年跟我天天去市政府门口上访是幸福了不少,但是我得病以前,在女儿两岁的时候我就送她到省城一家条件很优越的学校。
希望有关的企业和政府分管部门真的下力气抓一抓了,不要让有过接尘工作员工的孩子过早的失去爸爸!!!